海上回眸|王伟:武康大楼记事

 关于我们     |      2018-09-10 12:05
上海是一座怀旧的城市,许多沉寂了几十年的东西,机缘巧合之下,像是被人从箱底抖搂出来,晾晒粉饰一番之后,倒焕然一新了。武康大楼就有这种命运,在它差不多进入耄耋之年时,突然又红火起来,几乎成了上海的地标之一。至少,大楼所在的那个区,把它的形象,显摆地印在各种宣传品上。

武康大楼。 视觉中国 图

武康大楼暴得大名,因为它是如今名声如日中天的邬达克的杰作,因为它里面几十年住过许多文化名人,比如孙道临(其实,孙道临和王文娟住在大楼东侧的那栋五层新楼里),也因为它确实是远近体量最大、一度也是最高的宏伟建筑,风格和装饰都透出一种凝重、庄严的美。站在它的西侧稍远来了望,淮海路、武康路夹角上的这座大楼,真像一艘航船慢慢驶来。

武康大楼留给我不少记忆。这么说,绝无附庸风雅的意思,因为我从出生到二十二岁毕业工作,就居住在大楼北侧的那片棚户区里,它那阳光背面的巨大身影,常年整日地覆盖着我家的屋顶,也挡住了我眺望南天的视线——有一次,文化广场发生大火(就是有人为保护舞台上方的毛主席像,冒险攀高而献身的那次),浓烟四散,远近都看得到,而我站在弄堂里,只能从武康大楼东侧肩旁,看到飘到高空的淡淡几缕。我又有好多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同学,住在这栋大楼里,因此常去那里找他们玩。大楼底部的连廊里有一排商店,食品店、副食店、洗染店、药店、文具店、剃头店(有名的“紫罗兰”),也大多是我们时时要光顾的,连上学时为了看热闹,也特地从那里绕道走过。

总体上讲,在我的记忆里,武康大楼是灰暗的。原因呢,也许是它历经几十年风雨,色彩确有些黯然了,主体部分的那种砖红色,总给人生了锈的感觉;也许是那个年代,楼内的人和事,使它留下了一些斑驳的苔藓、带血的痕迹。

比如,我关于武康大楼的记忆,首先就是一连串的跳楼。因为它是远近最高的大楼,楼上每层都有对着天井的长长走廊,也因为住家众多,门禁有些松弛,所以在那个年代,在自我了结的时候看中了这里,把它当跳台,飞身去跟大地惨烈地拥抱。

我长这么大,年过半百了,没亲眼见过车祸遇难或其他的他杀现场,自残自杀的,事后见过几回。有一次在泰安路马路菜场一个肉案上,看到过一小截白森森的带血手指,听说有个神经病突然犯病,拿过切猪脊骨的刀就给自己来了一下。还有一次,在复旦大学第一教学楼前矮树林下,见过一具蒙着棉被的尸体,听说是个男生恋爱受挫、为爱殉情。再后来就是在香港湾仔报社大楼边上的铁皮顶棚上,见到过一个大大的瘪塘,听说是一个印巴裔汉子想不开跳下来,砸的,那声响我刚在楼内开编前会时依稀听到过,尸体却早已移走我没见着。

俯瞰武康大楼。视觉中国 图

跳楼,无疑是所有自杀中最决绝的举动。因为有武康大楼,我倒“有幸”听到过多次,还至少见了两次现场、两具尸体,可谓记忆丰富。我还见过一起神奇的坠楼:一个老太太,据说是被狠心的儿媳从四楼(老式大楼,四楼其实是五楼)阳台上推下来的,因为底下有个棚子的斜坡顶挡了一下,最后滑落地面,居然只是摔断了腿,连人都没有晕,坐在那里一脸懵地东张西望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打死我也不相信有这种事情。

我最早一次经历有人跳楼自杀,因为那时人还太小,大概三四岁吧,所以并没有印入记忆,所有的经过都是后来听大人说的。那是“文革”初期一个夏夜,我跟着姑奶奶(父亲的姑母)在大楼底下的马路边乘凉,突然一声巨响,周围电灯刹那间全熄灭了——原来是有人跳了楼,砸到高压电线,引起跳闸。我吓傻了,一下子钻进大人怀里。

稍大点时,一个早晨,我人还在被窝里,就听大人说,“九层楼”(武康大楼的俗称,其实它只有八层)又有人跳楼了,这次又砸在高压电线上,那人的脖子快被切断了,只筋筋拉拉连着一点点。听起来,真吓死人!

不久,我就亲眼目睹了一起跳楼自杀,当然也还是事后。那是一个清冷的秋日,我跟着看热闹的人流,涌进了武康大楼阴面那个二百来平方米的暗淡天井,在挤挤挨挨中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到近前,看到了躺在潮湿青砖地上、草包没盖满的那具自杀者尸体。那是个中年男人,据说跳楼只因重病而不涉政治。我看到死者脸色惨白,眼眶角上汪着两滩血,还是完整的身躯上四肢被奇怪地拉得老长。他的两个女儿闻讯赶来,在旁边哭泣。不记得当时面对活生生的死亡,我究竟想了些什么。

“文革”之后,武康大楼的跳楼传闻终于稀落了,直到我1985年夏从它附近搬走,十年里就听过、见过一次那样的惨剧,主角还是我一个女同学的母亲,就住在大楼二楼角上那间,原因还是病——精神病。那天听到消息时,那个天井已禁止进入了,我只好到一楼,隔着长廊的玻璃,俯看到底下墙角处已被布盖得严严实实的尸体。我那位嘴角有颗痣的女同学,可能因为对患病的母亲没啥感情了,居然照常去学校出操上课,结果老师实在看不下去,训了她几句,勒令其赶紧回家。

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:“那个年代,许多人受不了敲骨吸髓的迫害(这类最多),或者为疾病所缠磨,就毅然决然地走进楼中,让自己的身躯跟大地来个急速的拥抱,让自己的灵魂得到永久的解脱。”“慢慢长大了,终于有点明白了童年时代那幢大楼里自杀那么多的原因,那种无孔不入的迫害,似乎也只有一死了之才能远远地躲避,反正任你再安什么罪名,人已经不在了——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——又有什么用!”

因为见过那些现场,武康大楼阴面(北侧)那个常年不见阳光的天井,在我心目中就很有些阴森森的感觉了。我到楼内去找同学玩,总不愿多走路、绕到淮海路从门厅进去,而常常是穿过武康路,从武康大楼东北角与旧时汽车房之间一条近道(那里本有大铁门当道,因为大楼里有个生产组,所以门就常年开着以便工人们进出。即便它关着,小孩子也常常是一纵身就翻过去),穿过大楼后楼梯过道,再穿过这个天井,推开一座小门,就进到了大楼那水磨石底的门厅。后楼梯过道八九米长,里面黑灯瞎火的,必须先下、再上好几级台阶,每次过去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,而过道出口就是那浴血无数、因为三面被楼体围着而常年照不进阳光的天井,偏偏它又是老旧青砖铺地,一片灰黑,阴冷瘆人的感觉愈加浓重。加之生怕上面又碰巧坠下什么来,所以,每次我都要一路小跑,冲过那段不过十多米长的路,最后可以说是扑到了进门厅的那座小门上。

现今的武康大楼。

平心而论,武康大楼于我并不都是这么灰暗的。住在棚户区简屋里的我,早年那些关于洋房、洋楼的知识,比如电梯、煤气灶、抽水马桶之类,都来自于这幢大楼。我到同学家中,在那些面积很大的房间里玩耍,尽情得很。至于登斯楼而望远或俯瞰的快感,远近有什么地方能超过武康大楼的?第一次我到六楼梅同学家里玩,我都不敢迈脚到那座高高挑出去的阳台上,最后是颤巍巍扶着栏杆慢慢挪过去,才看到了下面淮海路上的人来车往。

那次我路过武康大楼,特意在门厅口看了看那两部上上下下的电梯,早鸟枪换炮了。老早的电梯,是两重移门的那种,外层小方格磨砂玻璃门、里层斜角相交铁栅栏门,电梯工把门合上拉开时,一阵阵哐啷哐啷地响。底下显示所到楼层的表盘,是半璧见海日形的,有个粗壮的指针绕着圆心扫过来扫过去。这种老旧玩意,现在只有老电影里看得到。

武康大楼的这两部旧电梯,应该是附近一两站路范围内罕有的,所以小孩子老想去蹭着玩,可开电梯的阿姨凶悍得很,老赶我们走。我到二楼夏同学家去,一般是不敢看阿姨的脸色坐电梯的,只从楼梯上去。但有一次——那时我小学快毕业了吧,带着一个插队邻居在乡下长大的小孩,到大楼下闲逛,突然想让孩子见识一下坐电梯,就冒险进去了。板着脸的阿姨闷声问:“到几楼?寻啥人?”我扯个慌,说是到五楼、找邹同学。阿姨沉着气,拉门按钮让电梯上到五楼,我们出门左转,走出十多米,过邹同学家门口了,忽听背后一声猛喝:“你,哪能不进去?”她居然一直停着电梯在观察!那时,我毕竟还是个半大孩子,又有点理亏的心理,所以闻声一下子就有点懵了,根本没想可以弄假成真去敲邹家的门,而是赶紧拽着那孩子跑向附近的后楼梯,匆匆向下奔。一边跑一边回头看,还好,阿姨没追过来,砰砰速跳的心才安一些。

不过,我们还面临难题:如果回主楼梯下到门厅再出去,就必要经过底层电梯门口,难保不被一心捉小赤佬的阿姨守候拦截,而后楼梯到了底层,是封死的,出不去。没奈何,我们下到后楼梯的二层,从碎了好几块玻璃的窗户里钻出去(幸亏那时人小且瘦),落脚到底下过道的檐棚上,然后我先跳到地面,再伸手把孩子从一人高的檐棚上接下来,终于从前面提到的穿天井时抄的近道走了出来,脱离了这次蹭电梯造成的险境。

那时我们上厕所,只能去弄堂里那间简易的老式公厕。说简易,是因为它既无水冲也无化粪池,靠人工清运清扫;说老式,是因为厕位就是一排大木桶,粉墙板壁或者后来的水泥板壁,都没有瓷砖一说。它就在我家的对面,虽然是近水楼台,想方便就方便的,但毕竟饱受熏陶,再说还时常要排队轮蹲。所以,就会想到武康大楼里那个瓷砖匝地、拉绳冲水的“卫生间”。它就在上面提到的那条近道旁、生产组门外,虽然也是蹲坑的,但比弄堂里那座“碉堡”好上不知多少倍。所以,大大小小尤其是孩子,常常偷偷去享用,就是被生产组的人骂了也心甘,就是铁门关上了也要翻过去。关于抽水马桶的最初概念,我就是这样烙下了。

棚户区的房子大多拥挤不堪,弄堂宽窄不一,但大都逼仄得很。我们打乒乓球,也难得找到宽敞点的地方,所以用各式木板架的球台,真比搓衣板大不了多少。而在武康大楼里,都是轩敞的大房,一套几间的,不愧是当年洋行高管享用的。我从幼儿园起就同班的梅同学,他们那套房的大客厅里,还摆过一张正规的乒乓球桌,看得人羡慕万分!难怪他的球技比我好许多,有资格带着我和另一位伙伴到业余体校去练过几回。我常想,他为什么不请我们去他家里打球呢?不够意思啊!

另一位同班夏同学,住在二楼北向的房子里。推开厚重的木质总门进去,过道厅边上,厨房、卫生间齐整有窗,三间方正大房,中间都有宽大的带方格窗白落地门,通向外面贯通的阳台,除了晒不进太阳,也很是敞亮气派——夏同学一家五口住两间,有一间完完全全空着。那时人到底老实,也想不到占用。于是,那里就成了我们的玩乐场,通常玩的是好人坏人的游戏,学着电影里的情节,用自制的刀枪或代替物,搞点简单的角色扮演。最喜欢扮演的,是气势汹汹的日本鬼子和威风的国民党军官——那时不懂那么多的政治角色。扮鬼子容易,只要在帽子后面接块手帕当屁帘就行,最多再用小圆纸片涂黑了贴在鼻唇间当小胡子;扮国民党也不难,找个火柴盒,顶在军帽里,撑成个大盖帽的样子,也可以了。最重要的还是那感觉!

那时候看电影,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《小兵张嘎》《南征北战》《侦察兵》等等,就觉得当鬼子和国民党值,而当老百姓,老被欺负,老被驱赶,没劲;当八路、解放军,穿得也不哪能,没味。现在看电影电视剧,看到鬼子倒不怎么神气,而国民党更加光鲜了,尤其是过去妖艳过媚的女国民党,现在浑身时尚了,我就想,编、导、演把我们那时的好恶都与时俱进了。

类似的游戏,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玩,但效果都比不上在武康大楼里。那个空荡荡的大房间,太让人有舞台感了,太让人有真实感了,玩起来过瘾!

武康大楼底部长廊那一排商店,也有值得一说的。比如西头下那家饮食店,有一部方正厚实的大冰箱,银白色的箱体,上面有两个方形大盖,透过散热片,可以看到里面连着帆布带的马达,轰轰隆隆地转着。那可是远近唯一一部、也是我最早见识的电冰箱——直到1978年,我才在一位父亲当海员的同学家里,看到了一部家用电冰箱,只是比起这台大家伙小巧了很多而已。

小时候吃棒冰(我们不叫有点土气的“冰棍”)或雪糕(带奶油成分的),从来不在流动叫卖者那里买,他们胸前那个木箱里,包裹着的保温棉被总有点脏兮兮。我们都是径直到武康大楼下去买的,除了买棒冰、雪糕,还有从木箱里根本买不到的冰砖——那时最高级的冷饮,两角一块的中冰砖、四角一块的大冰砖。在孩子们期待的眼光注视下,店员从容地揭开冰箱上厚重的盖子,一片冷雾迅即飞腾而出,弥漫开来,朦胧之中,棒冰、雪糕、冰砖什么的递到孩子手中。

我从小剃头,都是在兴国路马路边洋房前的一个摊点上解决的,没别的,就是便宜,最初一次一毛钱,后来改革开放了,剃头师傅老唐犹犹豫豫地,以物价飞涨为理由,让我理解要涨价了,也不过每次五毛钱。而武康大楼下却有家“紫罗兰”,听说昔日还是高级美发厅,那时虽然放低身段为工农兵服务,但高档的架子还在,可升降斜放的理发椅,带花边装饰的大镜子,洁白的洗头台,热气腾腾的毛巾,等等。隔着玻璃看店堂内的景象,我总感叹那不是我能够享受的。

20世纪20年代的武康大楼。 国际在线 图

现在提起武康大楼,喜欢说里面住过哪个哪个文化名人,透着一种仰慕文化的虚荣。其实,至少是1970年代,里面住着许多军人,我同学中就有好几家的爸妈在军事部门谋事。军人家里兄弟姊妹多,名副其实是些个大家庭,后备兵源很充足。

那时候,军人子弟是个特殊的群体,尤其是那些大院或大楼出来的。他们的一些举止和行动,常常令棚户区平民的孩子感到敬畏、羡慕,也不乏一丝嫉妒和仇恨。可他们特别抱团,“装备”——军装、军帽、武装带——又统一,我们这边就有点衣衫凌乱、散兵游勇了,所以,零星的冲突时常有,两军对垒的机会倒几乎不曾发生过。

军人家的孩子胆大、会玩,也有条件玩那些平民想不到、玩不了的把戏。比如,我就听说,他们弄得到真正的子弹,用老虎钳夹着弹壳,用金属针精准地猛击弹底的凹槽,能把弹头真的发射出去。这个玩法,吓都能把我吓死了。我有点怀疑那是真的,但依我对大楼里军人子弟平常胆大包天的了解,以及后来对枪械的粗浅知识,又有点相信他们真玩过。

玩子弹还不算啥,他们还玩猎枪!有个人后来就是用猎枪把自己半边脸轰掉的——那是我所听说的武康大楼自杀事件中最骇人听闻的了。那孩子姓赵,住几楼忘了,看着是个认真踏实也有些孤傲寡言的人。他比我高一届,在武康路小学时,还是领操员,每天早操时独自一人在一米高水泥砌成的司令台上,一板一眼地示范广播体操。后来,他考进上海的医学院,听说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唱歌走了调,出了洋相,被底下观众特别是那些女同学耻笑了一番。他想不开了,回家翻出父亲藏着的猎枪,像电影上看到的那样,嘴含枪口,开了火。猎枪是什么杀伤力!那后果,我没听人详细描述,无从想像。

这几年,武康大楼和武康路一起都日渐红火,大楼周围随即变得时尚起来,前来踏访的人越来越多,它也因此被赋予很多小资的想像。我曾有二十多年没故地重游,只是偶尔路过,如今倒也几次和家人一起,特地到那里走走看看,跟老婆、孩子讲讲过去。我常常有时空倒转的感觉。

比如,坐在底楼那间兼有美发厅的咖啡馆里,我脑子里就在重塑当年的那家副食品店,我两次坐的位置,似乎分别是那时店堂里的肉案和店堂后的冰库所在地,恍惚间,一阵“嘭嘭”斩肉声回响耳畔,一阵腾腾雾汽弥漫眼前。那时,每逢夏日,店里会送来好多大冰块,放在库房里为肉食鱼鲜降温。而到冬天,大批冻肉运到,装卸工就用带丁字型手柄的大铁钩,把冻肉直接从车上拖着摔到武康路的街沿上,就那么堆着。

大楼的副楼底下,开了间时尚书吧,里面有几间和风茶室,布置得很清雅。原来那地方,总关着严严实实的门,背面通向那座汽车房黑暗的大厅,有一道厚实门板接续组成的墙挡着。人们都不知那里面是派什么用的。忽然有一天,我看到有几块门板被开锁卸下了,透过门洞看进去,各种木箱堆得紧紧密密,有几个箱子打开了,里面竟然是大大小小衬着包着纸的瓷瓶陶罐。原来那是个文物仓库,藏着如许的宝贝!

武康大楼对面,隔条淮海路,是著名的宋庆龄住所(现在是故居了),高墙铁网围护,整日戒备森严,我们走过那道从没见开过的大铁门,都不敢停留,更别说趴着门缝往里窥视,因为挎枪的警卫会厉声呵斥。但防线总是可以“攻破”的。曾经听说,武康大楼里也有人家在阳台上养鸡,在那个短缺的年代,自行补贴自己的胃口和营养,情有可原,爱国卫生的禁令很难管到。偶尔就有调皮捣蛋的鸡,乘隙挣脱束缚,从七层楼南向飞出去,借着高势和风劲,飞越马路和高墙,飞过二三十米距离,落在宋府的花园里。于是,主人陪着小心,匆匆下楼,穿过马路,来到那道大铁门前按门铃,随后陪着小心向凶巴巴的警卫说明缘由,挨一顿训斥,才把那惹是生非的鸡领回去。奇怪的是,从没听说有鸡北向飞到我们那片棚户区里来,想必小动物们也是有嫌贫爱贵的,当然,如果真有飞下来的,那沟沟坎坎里也没处找。

1985年7月,我从武康大楼旁边搬走了。那时,我们那片棚户简屋已经拆得只剩几间房子,孤岛式地立在一片瓦砾之中。站在那片废墟上,武康大楼一览无遗,从头到脚完完整整看得到。后来,那里建起了几栋乏善可陈的火柴盒子住宅楼,旧时生活的痕迹因此被掩埋,记忆也无所依傍,所以二十来年里,我很少回到那里去凭吊过去。只有武康大楼还在,虽然近来火起来之后,改了点片段、多了些粉饰,但还是原来的身形和气派,可以让我轻松地找回过去的痕迹、唤醒陈年的记忆。 责任编辑:梁佳 澎湃新闻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新闻报料:4009-20-4009